周内气温波动起伏 部分时段风力较大

上述规律不仅在新中国的法学发展中存在并发生着作用，在民国时期，以及在其他国家的法学发展中也都是存在并发生作用的。

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读书人作为官僚，也会逐渐改造从上到下的各层级政府，通过公文的政治治理成为可能，实现了文治，也就实现韦伯意义上的法治。所推人选不限于官吏，包括民间的有德者。

察举因此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当年作为政治精英选拔制度之改进的察举制，如今也必须予以废弃了。楚才晋用就表明了这种政治共识的形成和普遍实践。名实因此不是作为纯学术问题，而是作为政治实践的问题，分别进入了观点不同但同样务实导向的儒家和法家视野东汉后期，推举制就已为门阀势族操纵和利用，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要求制度变革。

但无论求贤、推举、察举还是科举，也都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通过这一制度筛选出来的人才，是否真有能力有效治理国家，能出色的解决和处理重大政治问题？这因为政治需要的智力和能力，更多是实践理性，而不是纯粹理性。这可以说是另一版本的推举制，但其优点是大大弱化了各地方对人才推举的控制力，强化了中央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和考察。内容提要: 亚当·斯密关于政府原则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对文明社会之起源的研究中。

当一些人开始驯养动物，便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以前的狩猎对象变成了私有财产，狩猎社会的形态也随之崩解，从而进人畜牧时代（age of shepherd）。如果社会中人常见的品行风格，和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可怕的恶习属于同一种性质的话，社会绝不可能须臾存在。如果套用斯密的术语，那么自然状态对应着人仅仅作为人（man only as man）的状态。前注{12}，Adam Smith书，第402～403页。

斯密把它们称为权威原则和效用原则。在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中，情形刚好相反，各种克己的美德，得到比各种仁慈的美德更多的培养。

任何文明社会都要经历一个幼年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仅存在着最朴素的政治行为。道德完善、幸福宁静（tranquility）的实现是个人生活的目的，而非政府的义务。斯密将社会形态区分为野蛮民族（barbarous nations）和文明民族（civilizednations），由于风尚的不同，他们对德性的推崇亦表现出诸多差异： 在文明的民族中，以仁慈为基础的各种美德，受到的培养，多于以克己和禁欲为基础的美德。正如休谟在论政治社会时所说，很显然，如果政府是完全无用的，他就绝不可能产生，忠诚（allegiance）这项义务的唯一基础就是它通过维持人类的和平和秩序而为社会所争得的好处。

我因此为了整体的利益（good of the whole）服从政府的决定。根据Duncan Forbes和Donald Winch的研究，斯密并非典型的辉格党人，他的学说抛弃了正统辉格派所采用的静态的分析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动态的、历史的方法，从而把他称作怀疑论辉格党人（Sceptical Whig）。{35}社会契约论的错误正是亚当·斯密批评的唯理主义。对于洛克强调的默认同意原则，其荒谬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斯密关于道德哲学的所有论述均以社会为前提，若把斯密的道德哲学称作社会哲学亦不为过。洛克便这样重复了霍布斯的逻辑：避免这种战争状态是人类组成社会和脱离自然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洛克，《政府论（下篇）》，P. 14）。

{36}参见休谟：论原始契约，《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用LJ（B）表示他在1766年的自然法理学讲义，即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Liberty Fund, 1982）的第二部分。

所以，对于斯密所谓的效用原则尚需仔细斟酌。J. G. A. Pocock称斯密对社会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ociety）最大的贡献是他坚持畜牧阶段是对原始的狩猎、食物采集阶段的决裂……政府、财产、战争、阶层和性别的分化都首次产生。虽然都源自同情的心理，权威原则和效用原则之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前者源自对外在宏大优美的歆羡，后者则源自对社会利益的体察和认知。他从这种观点出发，考察了商业、财政、宗教和军事建制有关的各种政治制度。所以，他对伦理和政治的缝合必然是相当有限的，并非在古典意义上而言。法律和政府为那些增加财产的人们提供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全地享用成果。

所以，对自然法理学的思考也只有唯一的路径，那就是对历史中政策法律的考察、对文明社会史中不正义行为的批判。这也就是说，德性在不同社会中的差异只不过体现在最外在、最表层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之上。

但是，即使所有提供的必要帮助不是出于这样慷慨与无私的动机，即使在个别的社会成员间完全没有情义，虽然社会将比较不幸福宜人，却不一定就会因此而分崩离析。通过放弃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自由和自然权利，人们缔结契约，接受政治社会的约束和保护。

社会契约论均假设存在一个前社会的自然状态，这是一个纯粹由自然法所统治的世界，每个人都享有绝对的权利，享有执行自然法的绝对自由。斯密认为每一套制定法（成文法）体系都可以被认为是尝试迈向一套自然法理学，或者尝试迈向一套列举周详的正义规则体系，所获致的一个或多或少不完美的结果。

而文明社会则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实存的、政治的制度。（ LJ, 402） 斯密通过描述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来解释效用原则的产生过程。在这篇文字中，他一再强调这种心理激情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必要条件。因为在更为开化、奢侈品众多的时代，一个人可能把很大的财产花掉，却得不到从属者。

商业社会位于文明社会四阶段中的最高一级，它的法律和政府是文明社会最精致的体现，所以，对此概念内在逻辑的析解亦为勾连《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的关键、贯通其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促使人们遵守政府官员（civil magistrate）的第二条原则是效用原则。

无论是前社会、前政治的自然状态还是政治社会都是一个相对僵硬、静止的理念形式，处于相对反的两个极端。在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之间的鸿沟仅能借助人的理性方能得以超越。

{58}前注{3}，[英]亚当·斯密书，第200～201页。所有的普遍规范都是建立在个别的实际经验上，建立在我们的道德感或我们自然的功过感与合宜感，在许多个别的行为实例中赞许什么或者不赞许什么的基础上（TMS, 159）。

尽管他力求把古典德性、古典伦理学的内涵与精神重新融进他的理想秩序，但那已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结构。对政治社会来说，与违约比起来，不忠和叛国是严重得多的罪恶，要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所以，背约和不忠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正如Grotius将权利区分为完全的权利（perfect rights）和不完全的权利（imperfect rights），斯密也将消极德性正义与其他诸种积极德性区别开来：仅有正义需要诉诸政府的强力实施，其他诸德则诉诸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否则文明社会将会变成一座流血混乱的舞台。{46}文明社会是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的产物，促使人类进人文明社会的动力便是寓于社会本身，或者人类社会本性中的内在原则，而非强加的外在契约。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斯密的社会理论，从而展现出其自然法理学和道德哲学中自然与历史两个面相间的关系、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在这世上曾经有过任何名气的道德理论体系，最终也许都源自某一个或另一个我在前面努力表明的人性原理。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斯密谈到了野蛮社会和古希腊的弑婴行为。

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家庭、学校、社会的交往中才逐渐学会自我克制，学会对道德普遍规范的尊重（TMS, 145） 与道德规范一样，法律和政府的原则寓于现实行为（practices）而非抽象的观念（ideas）所以，文明社会也经历着同样的演化过程，法律和政府只有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产生并日臻完善。斯密称霍布斯的理论为有害的德性学说（pernicious doctrine concerning virtue），其批评不可不谓严厉。